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以来，不孕不育成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。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丽娜武汉代孕建议，适当放开代孕准入，但要防止商业代孕。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认为，代孕要有“刹车”，不能任意行驶。（2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　　长期以来，我国法律对代孕是明令禁止的。早在2001年，原国家卫生部就出台了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，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。2016年1月1日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规定：“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；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”。对此，曾有人大代表武汉代孕建议，“禁止代孕”可改为“规范代孕”。这次有武汉代孕专家呼吁“放开代孕”，可以说是旧话重提。

　　问题是，“规范代孕”也好，“放开代孕”也罢，均与我国现行法律相悖；同时，是将辅助生育技术与非法代孕行为混为一谈。殊不知，两者具有本质区别。辅助生殖技术，是指通过对卵细胞、精子、受精卵、胚胎的操作处理，最终达到治疗不育的系列技术；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试管婴儿技术。而所谓的代孕技术，通俗地讲，就是“借腹生子”，把代孕者的卵子与购买方的精子结合成受精卵，在代孕者的子宫完成整个孕育过程并顺利生产。这样一个在医学上尚存争议的过程，被一些人钻了法律空子，从而变成了一种牟利手段。许多代孕女性受利益驱使，选择做“代孕妈妈”。

　　然而，现在人们的观念中，“借腹生子”一直是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。其中，最突出的问题，就是父母身份的确认。因为孩子是“代孕妈妈”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其已经把孩子当成了自己亲生的，尽管一些代孕协议中明确规定“代孕妈妈”将与孩子永不见面，但是，这种血肉相连的母子情割舍得了吗？这无疑为今后的道德伦理纠纷埋下了祸根。以至于，如今代孕纠纷频发，不仅陷入多重道德困境，而且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。

　　可见，对于代孕，不能轻言“放开”。相反，禁止代孕行为，只能加强，不可削弱。一项新技术的诞生，势必应引起社会各界对其监管层面的跟进和同步，而不仅是伦理上的指责和法律缺位的抱怨。我们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为，又应考虑到生育障碍患者渴望拥有下一代的心愿，从法律监管程序上予以分别对待。然而，对辅助生殖技术和代孕行为的管理，仅依据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及卫计部门的诸多部门法规，显得既庞杂又针对性不强。但是，有关部门不能放着现有的法规不用，去坐等国家颁布专门的法律。因此，对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，既要加快立法规范，更要加强严格管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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